随着中国企业从过去的“世界工厂”蜕变为全球技术与产能的输出者，外资机构也正在从单纯的“资金提供方”转型为伴随中国企业走向全球的“深度合伙人”。
投资逻辑的跨越
贝恩投资（Bain Capital）亚洲联席主管竺稼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早年间投资中国企业，大家看重的是“市场机会大、成本低”，然而，随着中国市场的底色改变，今天的中国已经成功转型为一个拥有极高创新科技能力的庞大市场。中国企业对外资的诉求，也已经从早年的“我缺的就是钱”，演变为“我不仅需要钱，更需要你利用全球视野和底层金融基建帮我出海”。
在竺稼看来，外资私募机构必须摒弃单纯拼价格，转而提供真正的增值服务。例如，必须通过深度的投后管理切实帮助企业降本增效，挖掘利润空间。
同时，面对当前备受追捧的AI狂潮，竺稼也保持着高度警惕。他认为，技术的更迭必须兼顾“技术可行性”与“商业可行性”。当前市场水涨船高，如果估值极高的AI应用类公司最终无法在商业上达到高预期，必然会经历残酷的去泡沫过程。
在地缘政治的宏观视角下，竺稼认为，全球正在不可避免地形成中美“两个生态圈”，而这两个生态圈的重合度到底有多大，将深刻重塑全球资本的流向。
拥抱“中企出海3.0”
随着国内部分行业进入存量博弈时代，几乎所有具备竞争力的中国企业都在积极探寻出海的策略。德银中国行长尹桢认为，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步伐已经从资源寻求型的1.0阶段和全球价值链整合的2.0阶段，正式迈入了“出海3.0”阶段——最显著的标志，是企业从单一的产品出口，全面升级为“建厂本地经营”与深度融入全球产业生态。
尹桢解释道，中企正在经历从“单兵出海”向“组团出海”的深刻跨越，“原来是单兵出海的，现在都组团……垂直的产业链基本上不是一家去的，工业园核心厂家上下游全都在”。这种由头部企业牵头、上下游配套企业集体跨国迁移的“抱团”模式，是中国经济动能向外延伸的必然结果。
在浩浩荡荡的出海浪潮中，到底什么样的企业能赢？竺稼认为，企业必须跨越三道核心门槛：第一，必须具备绝对的技术先进性，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例如中国在新能源汽车、光伏全供应链条上的压倒性优势；第二，必须具备极强的规模和成本优势，这是对冲海外市场潜在高关税风险的唯一护城河；第三，高度的地缘政治适应能力和策略灵活度。“当企业提供的不仅是商品，而是真金白银的本地经济增量时，才能最大程度降低贸易保护主义的抵触。”竺稼补充道。
破解碎片化市场
伴随着“出海3.0”的深入，中国企业在海外的资产规模与营收占比急剧飙升，业务版图的扩张催生了更为复杂的跨境金融服务需求。
尹桢观察称，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企业对于全球资金的可视可控往往被视为一个锦上添花的“可选项”。然而在出海3.0阶段，随着海外子公司数量成倍增加，涉及结算的币种极其繁杂，资金的跨境归集变得尤为重要。“所谓现金管理在过去很多年是一种就是可选项……但是现在实际上我们看到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刚需。当海外收入占比已经50%了，这钱得回来或者回不来，我至少得控制住。”尹桢补充道。
尹桢向记者举例称，某重型机械制造商在其海外市场扩张中重点聚焦了欧洲市场，其买家客群主要由中小企业用户构成，应收账款收入呈现多样化及分散的特点。
对出海中资企业来说，尽快实现应收账款回收并加速企业资金周转成为资金管理在效率和风险方面的主要诉求，特别是买方客群的相对分散会形成相对更高的应收风险。
针对上述需求，德银充分发挥其在欧洲市场多年积累的中小企业客群基础、并通过专业的保理服务，在中德团队的充分协同下提供了极具针对性的应收账款贴现服务，大幅度缩短了应收账款的账期，实现了销售收入的及时变现，进一步促进了企业在欧洲业务的快速发展。这也是德银在支持中资企业出海服务战略中“桥梁”作用的充分体现。
此外，针对新兴市场高度碎片化的监管环境，尹桢建议企业还需要架构级的解决方案。与统一的欧盟大市场不同，东南亚等新兴市场的金融体系高度碎片化，除新加坡外，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均有烦琐的外汇限制。
除此之外，部分中企在外汇风险管理领域仍然面临着巨大的认知差与治理短板。
据第一财经此前梳理，截至目前已有130家上市企业在今年半年业绩预告中提及汇兑损失。
尹桢表示，建立常态化的汇率中性机制，已经是一门无法绕开的“必修课”“这个观念正在中资企业中慢慢地建立”。
天顺优配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